和到处都是宽阔的大马路和宽敞的西式楼房的上海租界不同，上海县城的面貌并没有随著开埠通商发生什么向好的变化，依然狭窄、破旧，就如同大清朝治下绝大部分的县城一样，都靠著大明朝传下来的基建在那里将就。
甚至，由于开埠之后蜂拥而来讨生活的大量外来人口，使得原本就拥挤的县城，变得更加人挤人、房挨房了。到了1853年，又因为躲避太平天国的兵锋，跑路来了许多难民。以至于区区九华里的城墙圈出来的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地盘上，竟然居住了近二十万人！
这简直就是人叠人了！
站在修建于大明嘉靖年间的老城墙上向下张望，入眼的都是拥在一起的又小又矮又单薄的两层三层的民居。这里的民居和北京的那种宽敞明亮还带个大院子的四合院相比，那可真是天上地下了。这里的房子仿佛见缝插针一般，就是要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起来，但又因为要尽可能节约成本，竭尽全力往低矮局促的风格上去靠。三层的民居往往只有正常的两层的高度，就这样还嫌不足，还要在架得并不高的屋顶里面修个阁楼住人，个头高一点的人住进去连腰都直不起来。
不过住在这座拥挤异常的城市当中的人们，相对于如今大清绝大部分地方的百姓而言，却是顶顶幸福的，因为他们不大容易冻饿而死。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说不上宽裕，但终究还是能找到一份非常足以糊口的工作。
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造成了广州的萧条，但同时又让守著长江口，拥有江南第一港的上海迅速崛起。
上海县城隔壁的洋人租界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码头、工地、洋行、店铺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厂作坊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而且需求还一年比一年多！甚至超过了人口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的速度，因此挤在上海县城内的劳苦大众虽然也是苦的，但他们还是能赚到比别处高的多的工钱。
如果他们能在洋行、码头、工地、工厂当中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大部分的乡村地主！
而这些收入超过地主的「劳苦大众」也比那些舍不得吃穿的地主老财更敢花钱，所以上海县城当中的商业也异常繁荣，几乎每一条拥挤狭窄的街道两侧都挤满了各种店铺，似乎每一间都生意兴隆，连沿街叫卖的摊贩也都忙个不停，看起来每天都能进帐不少。
可就是这么一座看起来欣欣向荣，也没有多少人处在饿死边缘的城市，依旧存在著三股势力强大的造反组织，他们分别是广东小刀会、福建小刀会和上海本地的天地会。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大清官府对于工商业城市的基层从来都缺乏管理能力，他们可以依靠千千万万的黄老爷死死压住农村的基层，哪怕农村的底层一直在大量饿死，这帮黄老爷还是可以依靠地主武装进行镇压。
可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工商业城市中，士绅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从四面八方涌来讨生活的贫民为了多一分保障，都非常愿意加入各种帮会组织好一起抱团。
这就给了天地会、小刀会这样的组织以蓬勃发展的机会！而广州毕竟是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的驻地，有督标、抚标、驻防八旗，合计一万余人的封建军队镇压著，而且广州也有汉城、满城，广东的天地会势力再大，也很难进入满城，要造反成功还真不容易。
相比之下，满清在上海的力量可就弱太多了。上海都不是松江府衙的驻地，在罗耀国办新军前，就只有一个县衙、一个江海关衙门、一个道台衙门。其中县衙只有三班捕快，成员基本上都是天地会门徒，而海关衙门里面的兵丁当然也早一百多年就入天地会了，而道台衙门的情况也和县衙差不多。
也就是说，如今这座上海县城内，拿大清编制的人当中，就只有一个上海知县袁祖德不是天地会的...连吴健彰这个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都是洪门子弟——他一养鸭子出身的商人，能混成大买办，怎么可能不入洪门？他入的还是广义堂，所以才和吴如孝那么熟悉，理论上还是罗耀国、苏三娘的门徒呢！
所以他这个分巡兵备道办上海团练的时候用刘丽川、李云仙这两个天地会、小刀会的大佬也就理所当然了。
那是自己人，洪门兄弟，都是讲义气的，用著放心！「拜见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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