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轼，苏辙兄弟，章越与二人交情都很好。
就算他们都是新法的反对者。
苏轼的才华前看一千年，后看一千年，也没有人超越他的。苏轼是位具有伟大人文精神，同时极富有人格魅力的人。
但说实话似苏轼这等人才，除非肯藏尖藏锋，否则难以在当世生存。
而苏辙才华不如其兄，至少在为官政治上的才能是要胜过他的兄长的。
熙宁三年二人分别以来，章越与苏轼通信不断，每个月都有一二封，有时候战事再忙，但章越也从不忘记给苏轼写信。
苏轼来信也没少揶揄章越，杭州之地用柳永的词来形容就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苏轼在杭州为通判，以他的才干，衙门里的公事，很轻松就可以驾驭。平日多出的时间就是偷偷懒懒，游遍了整个杭州，白日登山，晚上游湖，有功夫去古刹坐上一日，与僧人谈天。
诗文也没有停下，不少都是写在吃花酒的席间，从达官贵人，到歌姬百姓都是大苏的粉丝。
苏轼与章越分享这些日常的生活，言谈之间都是趣事，再时不时讽刺几句王安石的新法。
到了熙宁五年时，陈襄到了杭州任知州。
一位是章越的老师，一位是他的挚友，二人十分相得。
后来有一次来信苏轼与章越谈及一个叫黄庭坚的年轻人诗文写得很好，而且这黄庭坚还是陈襄的弟子，大师兄，时任湖州知州孙觉的女婿，说自己很可惜，没有机会见对方一面。
正好当时徐禧在章越幕下，而徐禧正是黄庭坚的妹夫，章越问了徐禧，徐禧就说自己这大舅哥非常的崇拜苏轼。
章越听了大喜，于是就帮二人结识上了。
但章越与苏辙交情更好，苏辙对章越也是能说心底话：“大帅，这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
章越明白苏轼，苏辙都推崇君臣共治，也就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对于变法加强皇帝权力的作为，都是不约而同地反对的。
这是他们的立场。
“而自变法以来，官家用以王介甫为相之名，实收取了政，军，财，台谏于一身，如今官家手中之权怕是连太祖太宗之时也要胜过。”
章越闻言默然，要想升官，最快的是法家。
研究如何将权力一级一级地往上收，升官最快。儒家则是反者道之动也。
收权太过，所以罢了王安石的宰相，用来挡一挡。
反对变法者以为罢了王安石的相位，朝廷就会停止变法，就是政治上的幼稚病。跟杀了商鞅，秦朝就废除了变法一样可笑。
苏辙心底和明镜一般。
明人不说暗话，苏辙既是提到这个，章越道：“子由，变法罢不得，与吕吉甫为难，便是与官家冲突。”
章越这话说白了，苏辙他们要自己反对吕惠卿吗？不是，现在与吕惠卿争，很容易就挑起政见之争，到时候吕惠卿一个顺手推舟，将章越打成反对官家变法的主张。
苏辙道：“大帅，不应该直道谏君，于朝堂上有所修补吗？如今大帅以熙河之功回朝，官家必会采纳你之所言。”
章越道：“子由，变法虽有不足，但是功大于过。你要我直言谏君，岂不见曾子宣的前车之鉴。”
曾布无疑是支持变法的，但在市易法的执行上觉得有问题，于是便被吕惠卿扣上了一个反对新法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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