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科学昌明二十一世纪，相信天人感应学说的还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灾异，已经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钧想起这个年份，心里面也照样嘀咕。
于是，深感任重道远的朱翊钧，只能约见朱载堉，向他提出关于彗星的一些设想，并让他组织皇家格物院的天文专家进行验证。
另外，两京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彗星和灾异之间的讨论文章，正反两方争论的不亦乐乎，对朱翊钧来说，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
彗星和张居正的夺情之议，并未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过是因为现在皇帝用刀子开了无双——无人敢做杖马之鸣。
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变法诏书在贯彻过程中就一帆风顺。相反，因为皇帝和张文明遇刺引发全国性的大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统治阶层，很多成了无脑黑，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抵制变法政策的实施。
他们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项县政的实施，都离不开乡绅族老对本族的宣贯和带头，他们只要对县衙官员来一个集体的避而不见——就能让一县之政大半停摆。
更别说，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而县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评，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
万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时候，人数已经超过五万，近千豪绅因此破家。而他们的姻亲故旧，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力极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挤下压，死的心都有了。
万历五年的大明帝国，酝酿着变乱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处去。
这些鼎沸的压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学者在考虑国家的兴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皇帝的遇刺和张文明的死于非命不是秘密，伴随着两件事的各类八卦谣言，变法的内容也散布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当然，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还是以王通为首的锦衣卫。王通早已征得皇帝同意，将锦衣卫中、高层家眷按照自愿原则，换了身份搬离故土。他本人则搬入亲军都尉府，日夜指挥这太祖以来第一大案。
驻南京的锦衣卫同知杨俊卿，他的家却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压力纷至沓来，让屡次亲自拷问董剑雄无果的杨俊卿终于明白——杨家到了站队的时候了。
是秉承着和大多乡绅站在一起的立场，平反冤狱？还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以是否反对变法为准绳，消灭反对的声音？这是一个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而杨俊卿也终于看清楚，皇帝为什么没有像张居正一样，对于谋害张文明的幕后真凶有必得之心。张居正要报杀父之仇，当然复仇的对象越准确越好；皇帝则要通过一南一北两个大案，将变法反对者从统治阶层剔除，并儆其余，因此张文明案的幕后真凶，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国南方的锦衣卫在杨俊卿的指挥下，不停的顺藤摸瓜，要搞清张文明案的真相；驻扎京师的锦衣卫指挥使王通，则命令各级锦衣卫收集反对变法者的名单——大清洗近在眼前，杨家将向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