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京师大学还是要收学费的，这也开了官方收费教育的先河。明朝的读书人进入秀才阶段，分为贡生、廪生和增生，贡生进国子监，没有学费一说，还有粮米补贴；廪生和增生进州学和县学，也不收学费，廪生照样有禄米可拿，对家用不无小补。
但以现在的国力，无法支撑免除学费的现代教育体系。因此，万历十年才颁布的《普及教育诏》中规定，凡适龄儿童，各地政府要普及三年扫盲教育——认识两千简体字、掌握基本通识和四则运算，此为幼学教育，此段教育学费全免。
幼学教育之后，小学、中学乃至各省正在建设的大学，都收学杂费，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由县学、州学改革而成的小学、中学，师资力量急剧增加，场所扩增数十倍，多数地方负担不起。
为了给予贫困生上进之路，《普及教育诏》中规定，凡助学慈善之家，地方官可按朝廷给予的名额予以表彰，授太平绅士等衔，有建牌坊、加高门第等礼遇，赐见官不跪等特权。
同时，《普及教育诏》还鼓励各地乡绅自主办学，只要使用朝廷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均可自办学校。私立幼学生只要满足八成以上比例通过扫盲考试，自主办学的乡绅即可获得相应政治待遇。
对于小学以上的私立学校，朝廷采取的是不鼓励，也不禁止的政策，凭民自主。
为了顺利对接科举制度，《普及教育诏》明确划分了普及教育与科举之间的界限。毕业证与功名无关，任何一个学生读了书，要想获得朝廷的退税待遇和其他政治待遇，还需要参加科举。想当官，照样要考科举。
不过，和《普及教育诏》一起颁发的《科举考试管理条令》附件中，划定了万历二十年以后的各级科举考试大纲——万历二十年以后要想获得功名，不接受新式教育基本不可能。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年之间的科举考试，所有考生都要加试《通识直指》——只有填空题，且考试内容绝不超纲。
如此一来，对张居正当时在平台召对时最担心的读书人离心之事，朱翊钧做出了重大妥协。这种政策除了给了读书人十年缓冲期之外，只是将要把八股从科举制度中剥离，进而把读书人都驱赶到新学上去。
京师大学成立之后，除了设立哲学、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供大学生深造，更设立了冶金、农学、法学、经济、教育学等经世济用的学科，为朝廷培养专才。
至于这些专才未来的出路，一方面可以到现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会社任职，另一方面也可参加朝廷专门为大学毕业生设置的“恩科”，考取政务官职。为了提高读书人进入大学的积极性，考取专项政务官后，朝廷将赐予“同进士出身”待遇。
令天下人感到好笑，文学之士感到受辱的是，皇帝无比重视的京师大学，并无文学专业。朱翊钧始终把文学和艺术放在“个人修养爱好”的层面，不设专业也一直体现了他不喜欢“文学之士”的一贯风格。
京师大学的成立，是朱翊钧十年来一直欲贯彻“教育兴国”理念的集大成者。京师大学和京师师范大学、京师医学院、南苑武学院从此以后成为本时空的最高学府，数百年后也没有任何学校能够撼动它们的地位。
参加完开学典礼的朱翊钧，在乘坐马车返回宫城的时候，可以无愧于心的做出判断，只要自己活得足够长，把教育改革融入帝国肌体，那本时空的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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