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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谕旨，确实如同朱翊钧所说“甚长”。谕旨的主要内容是从汉、蒙两个视角梳理草原和汉地两百年来的恩怨情仇，对双方本属华夏之人，却仇杀不已的现实情况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这份超过六千字的谕旨，成为了本时空民族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抛弃了此前明朝廷文过饰非，“视强者仍为夷虏”的打肿脸充胖子般“政治正确”，分别站在双方的角度评价了较为重大的冲突、和“互市”，从而让听众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当时双方都能妥善处理冲突和管控分歧，我们都不会过得像现在这般苦。
例如，在描述蒙古因与大明交战经年，导致一盘散沙，攻杀无已时，诏旨中说道：“草原大乱，异姓“赛特”拥兵称雄，废立频繁。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如此乱世，甲胃不离身，弓刀不释手，东迁西徙，老者不得终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也。如遇灾异，死者枕籍。”[注1]
诏旨对于明朝廷自身的失败和存在的问题，也并不讳言:“其势张后，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而朝廷所遣使，阿媚也先，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以是衔怨。”
“汉蒙之民互市之时，汉民帛时剪裂幅不足；靴帽之属不堪一着，即破碎矣。争骂斥辱、弓刀相胁，日积月累，致生兵祸——土木之变，痛哉至深！”
诏旨尽管翻译成了蒙语，但一边读，一边又有通译给翻译成汉文。金帐中的大员如张四维、申时行等此前看过诏旨原文，此时神色不动。之前没有见过诏旨内容的汉官，听到诏旨中谈到土木堡之变，且有很多自我批评的词句，相顾变色。
而听着皇帝诏旨的蒙古诸酋，个个脸色涨红，呼吸粗重，显然个个心内都不平静。他们也万万想不到皇帝诏旨中对蒙汉之间的冲突看待的如此客观。
实际上诏旨并不客观，也先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有恢复蒙元之意，所以这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却不是诏旨所说的矛盾日积月累导致冲突。但说实在的，在座的蒙酋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历史精通。诏旨避重就轻的定调，他们也听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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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诏旨中回顾了“俺答封贡”之后的汉蒙关系：“幸我皇考，息兵安民。息境土之蹂躏，免生灵之荼毒......”并分析了双方互市的必然性：
“尔等散处沙漠草原，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汉人铸造；绸缎绢布之色衣，惟恃互市。若朝廷绝贡闭市，唯有抢掠而已。”
“......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达延汗后，每入寇时，大辈十万，中辈万余，少者数千。然则所获几何？人马却多有杀伤。朝廷兵强马壮时，如前年图们汗与昆都力哈等，种类绝矣。”
众虏听到“种类绝矣”几个字，又齐齐颤抖了一下：察哈尔部势力何其大也，乃元顺帝之后最强大黄金家族达延汗长子一系所掌，号称中央万户。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克什克腾、敖汉、奈曼等部都以图们汗为尊。虽然各部不能为图们汗拼命，但壮壮声势完全够用——控弦之士相加超过五万。
然而，此前的战争对大明来说，却乏善可陈。曼谷歹战法在万历十四型火枪面前就是个笑话。卷上蒙古包迁徙也没用，汉人用四轮马车带着士兵给养，运动速度比部落迁徙快不说，还能利用马车形成车阵。
时代变了！与明军对战后逃得性命的蒙古兵们都说，他们最大的感受是明军士气极其高涨，求战欲望极其强烈，与百余年来汉人孱弱之状完全相异。
四十二年前的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率五万骑长驱而入，大掠山西，“破卫十，破州县三十八，杀掠二十余万人。”嘉靖二十九年，赫赫有名的“庚戊之变”，俺答汗围困京师，沿途明军“不敢发一矢”，“所残掠人畜二百余万”。
当时的蒙古人用歌词的形式记录了这段历史：“神采奕奕的阿勒坦汗帅三万户出征，/包围汉地苏布尔噶图城直抵卜隆吉尔河，/酩酊大醉之汉人自行前来投诚，/使其鱼贯而走，妇幼乘车而行。解归时俘虏之先头抵达乌兰木伦，/而其后尾尚未离开长城。”
一直到“俺答封贡”时，漠南蒙古人也自认为蒙古兵一个能打汉兵五个。俺答汗为了保住“俺答封贡”政治成果，与诸部定下十三条规约，事无巨细——主要内容就是约束蒙古人不得在互市时欺负汉人。
然而，一切都变了。此时端坐在御座之上，被他们称为“天可汗”的皇帝，仅仅用了七、八年时间，就把九边兵马都变成了杀戮的机器，他们红着眼睛，目露凶光，等待着边墙外的部落犯下致命的错误——如同图们汗与昆都力哈那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