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广东的海商都被动员了，他们将承担着将这些人运输到海防港的任务。朝廷已经下发了最新的条令，拍卖朝鲜、日本、南洋的航道，而要想取得拍卖资格，必须拿到各地海关出具的承运贡献文书，没有文书的海商，家里就算是有金山也没资格进入拍卖场。
这当然不公平，但海商们也没办法。本次拍卖将按积分法，承运移民贡献占了一百分满分中的二十分。任何有志于海上贸易的海商不可能让自家得十九分——每差一分，都需要在拍卖时付出更多的真金白银。
这将是整个中国海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饕餮盛宴，能否得到百分之一的海运股份，将决定着这些海商家族世代的荣辱。实力不足的家族，要么被大海商吞并，要么转行：拿不到许可证就算海匪，将面临海军的无差别打击。
广州港已经驻扎了一艘新式军舰，凡是看过那炮舰的人都兴不起继续走私的念头。巨舰共有上下两排密密麻麻的舷窗，舷窗后面全是火炮，就算两千料的大海船遇到了，也只有被轰杀成碎木片的份儿。
海商们看见了那如同带鱼一般瘦长的船型和鳞次栉比的船帆之后，加速逃跑的念头也随之打消。这艘军舰不用出海，这些海商也知道它绝对具有远超过商船的速度。
走投无路的“海商”们只有按照皇帝给他们划下的道儿，将历年所积，沾着污血的金银财宝拿出来，购买“大明海贸总商社”的股份。有了股份，就有许可证——有了许可证，此时无论拿出来多少，将来都能挣回来。
政事堂对朱翊钧的“巧取豪夺”无语，因为这赤裸裸的抢钱手段经过皇帝的包装，竟然变得有些冠冕堂皇：规范化管理谁能说不对？打击走私谁能说不对？再说了，这些金银皇帝也没拿一文到內帑，都做了“大明中央银行”的储备金。
又有钱了！铸币厂和银票印刷厂同时开工，等待两京银行成立之后，立即投放新式货币。王国光算了一下银票的成本——认为如果能够大规模流通，朝廷将永无钱荒之虑。
反对的声音当然会有，很多人认为朱翊钧抢钱上瘾，准备复制太祖发行宝钞的套路搜刮民财。朱翊钧命令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声称每发行一两银票，持有者都可以在银行换出等重量的白银。
这当然不可能——仅火耗钱就能把朝廷的财政掏空。但宝钞给大明群众的心理阴影太大了，开始的时候只能这么宣传，并控制银票发行量接受群众检验，直到大家养成使用纸币的习惯后才能超发。
朱翊钧学过金融，知道发行准备金六倍以内的纸币就算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此时的大明，别说六倍，就算超发一倍，一旦出现大规模挤兑，老百姓民变算是轻的，搞不好直接扯旗造反了。
经过长时间思考，朱翊钧决定下旨，向天下商民道歉并回收民间宝钞——这将是朱翊钧登基以来，第一份罪己诏。
罪己诏在封建王朝政治生活中算是一件极其重大的政治表态，将轻松化解朝廷面临的货币发行的难题。朝臣因此对朱翊钧的人品高山仰止——认为他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其实，尚书以上的政治家心里很清楚，皇帝这份罪己诏其实是对太祖、成祖和仁宗滥发宝钞的一次政治清算。
舆论普遍认为，宝钞的事儿与朱翊钧无关，他其实是为太祖、成祖和仁宗背了黑锅，但后世子孙给祖宗擦屁股，也算是孝行和讲究人。
王国光曾经反对皇帝下罪己诏回收宝钞，他认为宣宗早已废除了宝钞流通，朝廷不必背负两百年前的政治负担。再说，百年来朝廷除了给王爷们发禄米和赏赐，早就不再使用这玩意——现在的宝钞就是废纸。
王国光当然是对的，但朱翊钧认为，要想妥善处理新币发行问题，罪己诏有其必要。另外，回收宝钞将有利于新币的推广——朝廷要想尽快打开银票的局面，就必须在“宝钞”的问题上给天下万民一个说法，至少要消除人民群众对纸币的阴影。
事实证明，这回收宝钞绝对算是一记妙手，而且朝廷仅付出了很小的经济代价。因为朝廷回收宝钞按斤算钱，每斤宝钞不管其中金额大小，价值一枚万历银元，就算外面有成吨的宝钞，每吨也不过两三千枚万历银元罢了——比废纸回收价贵些，也算挽回了朝廷的一点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