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出多门自然会导致协调时间增加，虽然上面有内阁抓总，但几个副相都够不着各部底下具体负责的司局，全通过尚书协调效率自然低下。
如此一来，张四维干的比张居正还累，这效能还没有张居正高。张居正为相时，副相们和各部尚书唯其马首是瞻，做事唯恐不尽心尽力，以防张江陵叱骂甚或给予政治打击。而如今张四维所做决策，却老担心潘晟等人给他挖坑，必要反复调研斟酌，方敢决断——所谓殚精竭虑，不外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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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开始的大变法，将隋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六部制改成了九部，搭起了政事堂的架子，增设枢密院、取消司礼监并设内务府——这个改革主要目的是利用政事堂集中相权，利用枢密院增强皇帝的军权、利用内务府将皇帝的产业进一步规范化。
这半吊子政改在张居正手中运转良好，因为老先生惊才绝艳，指挥起来如臂使指。等张四维接班之后，就发现运转涩滞——他缺乏张居正一言九鼎的权威，虽然尽到了调镬阴阳的职责，但“总理大臣”与“内阁首辅”迥异，张四维还打着抱皇帝大腿的念头，几个月之后朱翊钧也感觉出来不对劲来。
万历十三年的大旱灾，在原时空拉开了万历时期连续大灾的序幕。朱翊钧虽然没有研究过万历时期的气候记录，但“小冰河”三个字却是记得清楚。
从这几个月朝廷在山西赈灾的过程来看，在皇帝着急、总理大臣红了眼珠的情况下——朝廷的救灾体系运转的不好，尤其是旱灾初期，山西上来的消息杂乱、朝廷运粮的手段缺乏，暴露出大量问题。
不仅仅在救灾方面，随着变法对大明社会的改变，朱翊还感觉到中枢很多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张居正当政时，临时差遣某官员专责某事的体例需要改变，有必要增加部门，进一步细化职责，使得中枢对地方的指挥更加的强而有力。
经过数月的深思熟虑，朱翊钧觉得有必要对中枢架构进行进一步调整——将变法八年来所积蓄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进一步改革，使得上层建筑与社会发展始终匹配。
因此，在山西局面稳定之后，朱翊钧在文华殿召开军政会议，提出深化中枢改革的想法，并把这项事作为张四维这个总理大臣任内的首要政治任务。
会上张四维接了任务——脑瓜子嗡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