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决定山东士绅豪强联合起来，搞募捐，有钱的就多捐，没钱的就少捐。
大明初，核天下土田，山东纳税地数额为七十二万四千多顷，约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一，每年夏征小麦八十五万五千多石，实征粟米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多石。
到了明中晚期，山东的税赋经济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唐宋时的水平。
事实上，到万历末时，山东实际的耕地面积早就比国初增加了许多，若是把官田、民田、军屯田、垦荒未报田等通通清量登记，大概有可能已经有一亿亩了，人口约有一千多万。
人均占有耕地不到十亩，上田亩产约两石，中田一石半左右，下田只有一石，双种双收比例不大，大概能折算到两年三季，平均亩产一石半。
总的来说，山东虽然也有许多丘陵山地，但仍是个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好地方。
一亿亩地，平均亩产一石半，意味着一年总粮食收成一亿五千万石左右，而山东一千万人口算，按比较低的口粮，平均每口月粮三斗，一年三石六，一千万人一年需三千六百万石。
不过实际上，一月三斗粮是不够的，缺乏副食油水，主粮消耗较多，壮劳力一月五六斗，综合老人孩子，一人一年要四石多。
而实际上万历年间，大明人口达到峰值，所以可能远不止一千万，当时明朝人口推算约有一亿多，山东占天下十分之一人口，假如算一千两三百万，那也得消耗五千万石左右。
当然，细算的话，还得有个主粮杂粮，粗粮细粮的折算。比如稻谷出米率，一百斤稻碾成米，可能就七十来斤。
当然，山东的粮食还要供应京师，以及为运河沿岸繁盛的工商市镇服务。
如果严谨一点算，万历末山东田地在八千多万九千万亩是有的，而人口可能在一千二三百万间，所以在丰收之年，山东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除了上缴几百万石粮后还有很多富余，是粮食产出和供应大剩
当然，山东有运河、黄河甚至沿海风暴等灾害，实际产量可能会减少一些。
明中叶以来，土地兼并严重，宗藩、勋戚、士绅豪强们占据了绝大多数田地，大多数百姓都只能沦为佃户或长工，而地主们普遍跟佃户对半分。
就比如孔家，不管丰年还是灾年，丰年不加租，灾年也不减租，被称为万年租。百姓种出来的粮，一半得上缴给他们，扣除种子等成本，就所剩无已，一遇灾年，就得逃荒，甚至卖儿卖女。
本来正常种上十亩地，收成完全够一家人口粮，还有不少剩余，但就因为没有自己的地，在上缴完一半产出，再给朝廷官府缴各种丁银等等后，百姓每年虽种出几十石粮来，但自己真正能留下的可能却仅有几石，连喝粥都不够，最终只能逃亡。
其实现在山东这种惨淡萧条景象，士绅豪强地主们同样也损失惨重。
地荒在那，租再高有什么用，佃户都逃光，地都荒了，哪来的产出，哪来的租。
人都跑光了，市镇工商等也萧条了，掌握资本的这些豪强大户自然也是遭受很大损失。
他们也希望能够早点恢复。
他们也希望能修好黄河。
他们更希望皇帝真的就既往不咎，所以他们也得自救。
山东以前一年的田赋额也不过三百万石粮左右，各种代役银也不多，山东也就临清关过去收的关税较多，一年八九万两，收益极高。
这些年山东士绅豪强确实损失很大，不过之前已大多归附北京清廷，稳定了下来，虽说田地产出没恢复过来，但各家以前积攒的钱财，有许多还都是埋藏在地下的，那些银子都藏着呢。
先前送来四句诗旗子的长白山尼王氏，这次也再次来拜见皇帝，她夫家长山县太和庄刘氏家族，有名的望族。
他公公刘鸿训还是崇祯朝首辅大学士，据说刘鸿训是个办事能力强，又极清廉的好官，还是东林党人，他父亲也是东林党人，官至陕西按察副使。
说他父亲刘一相十岁丧父，母亲高氏操持家务，家中贫困，节衣缩食教子，但他家却还有婢女使唤，所以也不是真正的普通百姓。
后来刘鸿训又中进士，一路官至首辅，也有清廉名声。
可实际上，现在朱以海手里掌握的调查报告，刘家拥有田产三千多顷，其中登记在册的并不多，虽然这三千多顷，其实有许多也是寄名田，但寄名田也是要收租的。
